葉大鷹導演的上一部電影是2009年的《天安門》，如今13年過去，葉大鷹的名字終于“重現銀幕”，他的導演新作《永不妥協》于8月12日上映。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葉大鷹表示，這些年來，自己并未淡出，而是一直在創作，遺憾的是“手里好幾個劇本沒被通過”，而《永不妥協》是自己迄今拍得最為艱難的一部電影，能夠上映已是勝利。

導演葉大鷹不能避免的另一個身份是“葉挺之孫”，葉大鷹坦陳小的時候認為這是包袱，有壓力，“但是，我慢慢地知道這不是我能選擇的，隨著年齡增長更是意識到，雖然我并沒有見過爺爺，但他潛移默化地成為我人生中的一股力量，讓我成長為今天的我。”

崇尚這種電影，看他們的人生故事時，會被這種精神折服

《永不妥協》是國內鮮見的反映媒體記者秉持職業操守與社會良知，積極配合司法部門聯手出擊，面對資本市場黑惡勢力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團“永不妥協”的電影。朱丹飾演的《新島周刊》主編余麗被綁架，尤勇智飾演的報社社長王明光，與反派抗爭，揭露了一起資本造假案，展現出媒體人維護正義時的決心與信念。

葉大鷹自言特別喜歡這類電影，“像好萊塢的《聚焦》《華盛頓郵報》等，是我最欣賞的類型，這種題材不商業也不娛樂，但是對社會有進步意義，看他們的人生故事時，會被這種精神折服。”

原本只認得一些電影記者的葉大鷹，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拍財經記者與資本市場的“血雨腥風”，“我根本不懂金融圈，連股票都沒買過，資本大鱷、財經記者，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完全陌生的。”

然而似乎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葉大鷹還是和這個題材相遇了，“就像是老天爺在你的創作道路上給你安排了這樣一個機會。”葉大鷹透露，最初，是一位朋友約自己拍一部與“人民幣”有關的電影，“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結識了財經圈的人，接觸之后發現了《永不放棄》的生動素材。有的時候，你拍什么題材是老天安排的，《紅櫻桃》《紅色戀人》都不是我刻意想拍的，我都是很幸運地就碰到了這樣一批人。”

當那些財經記者跟他聊起一些艱辛的采訪經歷時，葉大鷹說當時自己就心里咯噔一下，“我就覺得，‘哎喲！這不是我很多年來一直想拍的類型嗎？’我們身邊有很多財經媒體人，貌似很普通，但是他們卻生活在刀刃兒上，要面對巨大利益的誘惑，還要對抗各種壓力、打壓甚至是威脅，他們的堅持是非常非常難的。《永不妥協》講的是十年前的故事，在資本市場發展中，曾經有一批了不起的勇敢的記者，我想向堅守職業信仰的他們致敬。”

拍《紅櫻桃》時因被要求修改，在開車時也琢磨這些事，因此撞了好幾回

從2016年開始創作《永不妥協》的劇本，到現在上映，葉大鷹改了90多稿，他請來財經人于穎擔任聯合編劇，葉大鷹給于穎的任務就是給自己講財經圈的真實故事，給他的劇本挑毛病，比如，這句話像不像金融大鱷說的，那句像不像社長說的。葉大鷹笑說于穎特別認真，給他挑出不少毛病，這使得他有時候很暴躁：“有的時候就很氣啊，你非常興奮地寫了一段，自己覺得挺好的，到她那兒就這不對，那不對，火眼金睛得給我一頓暴捶。”

由于題材尖銳，《永不妥協》在上映之前也有不少修改之處，“所以我說這是我電影生涯當中最艱難的一部戲。”恰巧趕上疫情，葉大鷹有了充分的時間進行精雕細琢，“用更低的成本讓電影既能順利過關，又能在藝術上盡量不受損失。”

所以，當《永不妥協》拿到龍標的時候，葉大鷹十分激動，他覺得歷經磨難也并非是壞事，“我也有很委屈的時候，但是，當這些事兒結束的時候，你會發現，當初挑剔作品的、給你各種意見的那些人，都是在幫你。”

算起來，葉大鷹導演的電影很少有一帆風順的，《紅櫻桃》因為片中有裸體、文身鏡頭而被前后擱置了大約四五個月，“那時的電影管理條例中不允許出現裸體鏡頭，我跟當時的領導說文身也不能文在棉襖上，對不對？一定要文在最美麗的身體上，那種摧殘才有力量。人家說：‘小葉你說得都對，但是管理條例這樣規定，你讓我怎么辦？’就僵持著，那個時候我也年輕氣盛，在開車時也琢磨這些事，心不在焉的，撞了好幾回車。”

以“眼緣”和感覺來找演員，張國榮、朱丹都是這樣

除了內容的尺度難于掌控，《永不妥協》另一個拍攝挑戰是成本，“我們是小成本電影，如果你要拍個撞車，能真的撞嗎？你做特效的話，敢做到什么程度？對于我們來講都是非常現實的問題。”葉大鷹說：“我們制定了一套方案，希望盡可能地降低成本，又能在社會話題上保持著鋒利態度，有特別大的現實性。”

曾經也有人主動要求投資，但是要指定演員，葉大鷹一看演員名單就拒絕了，“和《永不妥協》的人物有點違和，完全不是我寫的人物狀態。影片中的主人公余麗是一個單親媽媽，我欣賞這樣的女人，她們是為自己而活的，有堅定的信念。在生活中經歷了很多酸甜苦辣，但是她不會妥協，在事業上仍有自己的追求，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影片中的朱丹、尤勇智等演員都是葉大鷹刷了“朋友卡”來的，朱丹是主持人，《永不妥協》是她第一次擔綱電影女主角，但她第一次來試戲時，葉大鷹并不是十分滿意，“畢竟她不是職業演員，所以表現得一般，但是，她回去就給我打了個電話，問能不能再試一次，我當時就被觸動了。朱丹是一個挺有名的主持人，但是一點兒都沒端著，是一種非常積極的態度，我覺得余麗這個人物就應該這勁兒。”

對于挑選演員，葉大鷹有自己的方法，他并不會在演員試戲時設置一個及格線的門檻，而是在找自己的感覺，“有時最終定下的演員或許不是試戲最好的那位，但是，他們的表現能觸動我，讓我覺得能夠受到啟發，這是導演和演員雙方碰撞的結果，最終的角色是導演和演員一起努力完成的。”

葉大鷹有時候更相信“眼緣”，葉大鷹向記者回憶說：“當年《紅色戀人》劇本中的角色是按照尊龍的樣子寫的，我去美國時路過香港，就讓香港的經紀人朋友看了劇本，說幫我想想誰合適？朋友就提出了張國榮，但我之前并沒看過他的作品，后來就一起約著吃飯。張國榮來的時候，留著小小的胡子茬兒，就是那種文質彬彬，又非常有滄桑和閱歷的感覺。我給他講《烈火中永生》，講先烈們的故事，就會看到他的眼神兒在跟著故事里人物的命運走。你會看到他身上的那種氣質，是非常純粹的一個人。我就說在香港就找著了，咱們也別去美國找尊龍了。”

拍電影玩的就是心跳

時隔多年，葉大鷹以《永不妥協》這樣一部電影“重出江湖”，問他是否會緊張，有票房壓力？葉大鷹坦陳自己有過猶豫，心里有矛盾，不過，他更愿意以“挑戰”這個詞來形容自己創作《永不妥協》的過程，“挑戰永遠會有，年輕的時候你拍電影，你會懷疑自己感動的人物，別人看了是不是也會被感動，怎么能讓觀眾理解到我的感悟，感受到我的恐懼？對于職業導演來講，這不就是我們該干的事兒嗎？但是，你能不能做得恰如其分？王朔說‘玩兒的就是心跳’，其實特適合我們，拍電影需要那個寸勁兒，我到今天也依然忐忑。”

葉大鷹說自己年輕時學電影是因為“真沒出路”，“我小時候很羞澀，挺自卑的，我父親老挨批斗，別的小孩兒不跟我玩兒，我一個人特別孤獨，總有種抬不起頭的感覺。當時學業被耽誤了，高考我肯定考不上，非常偶然地看到招生簡章，寫著電影學院導演系不考數理化，不考外語，我媽是電影學院的老師，我就問她，她說是，但是她也不認為我能考上，因為覺得我太內向不適合。”

那時的葉大鷹在上海當工人，他在上海報了名，而且非常順利地考到了復試階段，“我一看這事兒能行，覺得這條路將來也許能走，就立志要考進電影學院，糟糕的是，后來導演系不招生了。我聽說西影廠招演員就去了，有詩歌朗誦環節，我就背誦了我爺爺的那首《囚歌》，演小品，我演的是向周總理遺體告別，我連講帶比劃地做了這個小品，考官說這孩子能演激情戲，我就考進去了。結果后來我發現自己真當不了演員，做小品老不出彩，沒有表現力。”

葉大鷹一心想做導演，可是那時候的國營電影制片廠每年都是固定的拍片指標，就像西影廠，一年是九部半，“什么叫半部？就是有一部是上下集。”可是，西影廠有70多個導演，還有好幾十個副導演，“那時候想當上導演，真是削尖了腦袋都不行，比登天還難。”

葉大鷹和王朔是好友，他回西影廠時帶了王朔的《輪回》和《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印刷小樣，那時還沒出書。葉大鷹很想拍這兩部電影，結果電影沒拍成，他卻因種種原因離開了西影廠，去了深圳。在那里碰到電影學院的熟人，又動了拍電影的念頭，葉大鷹就又去找王朔，但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已經給了夏鋼導演，《頑主》給了米家山，王朔手頭的作品就剩下了《橡皮人》，葉大鷹就決定拍《橡皮人》，“開始是打算拍四集電視劇，忙了很久后人家撤資不拍了，那怎么辦呢？我就挺蒙的，我那時住在北影招待所里，正暈呢，走到門口，碰到了李濱老師，她問我怎么在這兒啊？我就把自己的慘痛經歷跟她講了一遍，她說：‘那你愿不愿意跟我到深圳一家公司試試去啊？他們正在著急沒好劇本拍呢。’結果，他們看了劇本后第二天就給我打電話，問我有什么條件，我說只有一個條件，就是要獨自執導，不當聯合導演。”

葉大鷹得到他能夠執導電影的消息時，深圳正下著瓢潑大雨，他卻激動得在家里待不住，騎著自行車在大雨里盡情地釋放，一下就騎到了燈火通明的科技館，“我看見還有人在里面拍武打片，正巧是我們班的同學，見面還聊了聊，人家又鼓勵我半天，我就騎回家洗了個澡，一夜沒睡。”就這樣，葉大鷹導演了他的第一部電影《大喘氣》。

王朔小說改編影視劇很難

王朔的《頑主》當初是以葉大鷹為故事原型創作的，兩人的關系可見一斑。在葉大鷹看來，王朔的小說并不適合拍電影，“王朔的文字太有魅力了，我認為目前根據他的小說改編的影視劇作品沒有一個能夠配得上他的原作。王朔的語言被視聽化以后，就不是那個意思，就變了樣兒了，成了導演的作品，如果那個導演再跟不上王朔的價值觀，就找不到那種感覺。這是我個人的觀點，我自己拍過王朔小說，王朔拿我的人生故事也寫過很多小說。但是，我今天依然這么說，他寫出來的東西挺難拍的。”

葉大鷹現在還特別清晰地記得，《大喘氣》拍完后，有個雜志辦了一個研討會，請一些老專家去看，“老專家氣得罵我：‘你拍的是什么？怎么能把這種社會渣滓當成男主角！’我當時的心態就是年輕人那時候的叛逆，覺得特別爽。我們這一代人上小學就趕上‘文革’了，我是1958年出生的，就在中間那個坎兒上，學業基礎都沒打好，等我們高中畢業的時候，恢復高考了，我們什么都沒學，一直晃晃蕩蕩的。但是，我們怎么就沒有我們的人生啊？我覺得王朔解決了我們當年的一個巨大的思想困惑，就是我們的人生價值是什么？這觸發我們去思考，難道我們的青春被荒廢了，就真荒廢了嗎？憑什么呀？所以，王朔的作品對我們這代人的啟迪是一個根本的存在的認可。我們在之前只知道講別人的故事，從王朔這兒開始，我們也要講我們自己的故事，講我們自己的人生價值。”

雖然當時是爽了，但隨后葉大鷹的電影創作還是受到了影響，“所以說，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艱難，后來就沒人再找我拍戲了，我之后拍《紅櫻桃》其實也是被逼出來的。人生就是這樣，你當時以為天塌了，活不了了，結果沒想到另外一條路也許更寬。”

獲得驕傲的同時，也被驕傲給消費了

葉大鷹導演的《紅櫻桃》一鳴驚人，之后他又導演了《紅色戀人》，有了“紅色導演”的標簽，這成就了葉大鷹，卻也禁錮了葉大鷹。

葉大鷹說年輕的時候是打天下的時候，每拍一部電影就希望得到承認，“我拍完《紅櫻桃》，有一些人說不算什么，這就是葉大鷹的偶然之作，我聽完特別不忿。我干嗎那么沖動非要拍《紅色戀人》？就是因為這個，我說我再拍一個給你們看。等拍完《紅色戀人》的時候，人家給你立一個標桿兒，說是‘紅色導演’，我就被立在那兒了，我也挺蒙的。說老實話，我們都是第一次來到人世間，大家經歷都是一樣的，誰也不比誰牛多少，對不對？我們獲得驕傲的同時，也把自己的人生搭在那里頭，被那個驕傲給消費了。對此我自己是有切實體會的，年輕時做了很多不懂事兒的事兒，不成熟的事兒。”

葉大鷹也想嘗試不同風格的電影，但是，“由于被貼了標簽，沒有人信你能拍呀，比如你要拍一個特鬧騰的電影，人家覺得你不是那個風格，我也很苦惱。”

現在《永不妥協》上映，葉大鷹說已經過了要證明自己的年紀了，“我不認為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的導演，我只是覺得自己每部作品都符合創作心愿，能做到這樣，再有一些觀眾愿意看我的作品，我就覺得心滿意足了。就算是觀眾看了電影覺得不好，罵我，也是對我的支持，我怕的是你不看，怕的是你沒態度。導演不是神仙，你的故事一定有你的局限性，有你的偏見。這些偏見是你的缺點，也是你的優點，因為它們形成了你的特點，其實看電影，看的就是你的‘偏見’。”

如今的電影觀眾趨向年輕化，老導演是否已經有了隔代的感覺？葉大鷹不這么認為，“我覺得電影應該挺寬泛的，沒有誰的作品會唯我獨尊，我們年輕的時候也面對超越老一代導演的問題，可是這不意味著老導演就不行了。現在同樣如此，不是說只有年輕導演能吃飯，我們就沒地兒講故事了，只要你故事講得好，一定會有觀眾喜歡，這一點我非常自信。”

葉大鷹表示，自己也要與時俱進，也得跟上時代，但是，這不代表著“在市場面前跪著拍戲”，“你不能說年輕人愛看青春片，你就去拍青春電影，你都已經不明白年輕人想的是什么了，你還拍？”

葉大鷹認為導演還是應該有顧忌，不能為票房妥協，“我們當然希望有更多的觀眾來看電影、欣賞電影，但是，票房不是目標，你不能成為淪為這些資本電影的槍手，不能為他們拍戲啊，為他們拍戲客觀說起來是符合經營之道，但是違背創作之道。”

葉大鷹笑說電影片名是《永不妥協》，但事實上這些年來他很多事情都在妥協，只是底線不能突破。在這部電影中，葉大鷹特意寫了一個盲童角色，他認為這個盲童是這部電影的靈魂：“就像在黑暗中有一束光照進來的時候，你才覺得那束光的價值。”

葉大鷹認為自己現在的創作心態還很年輕，“我自己也在盤算，有生之年還會再拍點兒什么？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很多都不是你能計劃的。有好朋友跟我說，你就把自己拍的每一部戲都當成最后一部，你就會特別努力了。我不用這樣，因為我覺得我好不容易找著這樣一個機會，這次要把它拍完拍好，我下次再也不碰這類題材了。我們總是期待一代一代新的電影人能拍出更有力量的東西。對于我自己來說，我就做點兒力所能及的，我就這水平，如果大家珍惜，那么就來捧捧場。”

文/本報記者張嘉供圖/曉婉